10月20日，省城繁华地带柳巷再次出现另类打拐场景，大学生志愿者们推着一个代表人贩子的假人模特，拿着象征法律的木条小范围巡游，宣传打拐，寻找被拐儿童。

　　西装墨镜吸引眼球

　　10月20日10时左右，省城柳巷长风剧场门前，一个裹着黑色塑料布的假人模特被捆绑在一辆简易的手推车上，上面写着“人贩子”三个白色大字，模特头上戴着白色尖帽，帽子上也写满小字：“人贩子，还我孩子”。

　　11个身着西装领带，戴着墨镜的男子站在“人贩子”两旁，面无表情，手上拿着写有黑字的白色木条，他们东西向来回游走，嘴里发出“微微呜呜”的声音，棍棒也有节奏地杵着地面“登登”作响。

　　路人问：“你们在干嘛？”

　　“防拐、打拐，找孩子！”一位“西装男”不厌其烦地告诉带着莫名其妙表情的路人。

　　路人问：“怎么穿成这样？”

　　“今年流行，这不像江南style嘛？其实就是为了吸引人注意。”另一个“西装男”说。

　　另类的活动还在继续，人们的密集度似乎与“西装男”的设想是一致的，来一探究竟的市民越来越多，除了“站台”的11个“西装男”，有十多个穿着红色马甲的人开始散发传单，有些“红色马甲”的身上还悬挂着孩子的照片。

　　记者也接到了几份传单，“红色马甲”一边告诉记者自己失踪孩子的特点，一边还不忘向其他人塞带有照片的寻子信息，驻足的市民接过传单，眼睛却始终没离开“假人模特”和一干“西装男”。

　　事实证明，这样“寻找孩子”的方式确实得到了关注，活动地点被间断性地围得水泄不通，回头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。

　　另类打拐方式频出

　　其实，太原类似这样的另类寻子活动的举行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了，同样的参与者，同样的事，同样的地点。

　　5月18日，6个大学生志愿者赤裸上半身，后背写着“关注被拐儿童”，同样在繁华的柳巷向路人呼吁关注被拐儿童。

　　近年来，民间打拐成了镜头前的热点话题，从线下到线上，全民参与的积极性很高。

　　明星参与打拐，微博拍照打拐，媒体宣传，翻拍电影，打拐形式千变万化，为了吸引关注，另类的、带有些许行为艺术的打拐顺势而生。“没有特点，就没有关注度，活动就白搞了。”山西大学生爱心联盟的秘书长王禹佳告诉记者。此时，他正西装革履地站在假模特旁边，而“赤裸上半身”的那次活动中也有他的身影。“那就是我策划的，这次不能脱衣服了，换西装了。”他笑了笑，有点自嘲的意思。

　　随后，王禹佳和一干“西装男”拿起棍棒鞭笞假模特，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游走，喊话，再鞭笞。此刻，王禹佳的搭档冯建林站在人群中，他正在联系中午接送志愿者的车子。

　　民间打拐收效甚微

　　冯建林和他的“建林寻子网”在山西知名度较广。2010年9月，冯建林在女儿失踪后创办了“建林寻子网”。通过这个网站，他及时有效地发布各地失散儿童的信息，成为失散儿童有关线索的集中地，并为家长及志愿者提供一个信息沟通的平台。

　　此后，冯建林开始带着失踪儿童的家长在街头寻子，规模逐年增大，参与人员也逐年增多，各行各业的人员参与使得每场活动都有十足的曝光率。2012年11月18日，冯建林驾着贴满失踪孩子照片与文字信息的“建林寻子车”再次出发。而此前，“建林寻子车”的第一次启程在资金窘迫的情况下被迫终止，两次规模颇大的启程时间相隔不到半年。

　　为了寻找丢失的孩子，冯建林开着破旧的寻子车，去过运城、许昌、驻马店、武汉、南平、杭州、徐州、贵阳等30多个城市，参与了几百场打拐活动。

　　寻子活动初期，山西大学生爱心联盟的秘书长王禹佳结识了冯建林。此后，王禹佳和他的同学们成了冯建林活动中的义务志愿者，“赤裸上身”、“假人模特”这些另类的打拐方式也是在王禹佳和他的同学们策划下实施的，在王禹佳的印象中，两年间，他参与的打拐活动达30余场。

　　3年中走过大半个中国，但使尽浑身解数，王禹佳与冯建林的寻子事业似乎还是收效甚微。在“假人模特”的活动现场，王禹佳坦言，这两年来，找回的孩子只有两三个，而其中一个还是人家自己找回来的。冯建林也表示，“找到的确实不多。”

　　对于为何轰轰烈烈的活动却收效甚微，二人均默不作声。许久，冯建林说：“不容易。”

　　谁来监管民间打拐

　　活动现场，对于打拐宣传，市民都认为很好，但涉及捐款，大家都有所保留。“我们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组织，我们捐的钱到哪里去了也不知晓。”一位驻足的市民赵先生说。而现场一位带孩子的刘女士告诉记者，“我倒是想捐钱，但没有官方监管，不知道能不能信任。”

　　不管怎样，王禹佳与冯建林所要的关注度有了，现场人群久久不散，给了他们找回孩子的希望。

　　除了关注度，王禹佳与冯建林还异口同声地表示，“打拐没钱不行。”几年内，在冯建林搞的活动中，没有公开募捐过，“赤裸上身”也是当众义卖东西筹集公益款项，但只得到200元。

　　冯建林表示，打拐活动基本靠好心人赞助，“今天的活动就是一个老板赞助了400元。”

　　这些年具体得到多少钱赞助，冯建林和他的同伴没人能说出数字，“没钱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家各干各的，找找赞助，有了赞助就出发找孩子”。这些赞助怎么花的？“通常是几个人商量着来，没有专门的组织管理这个，报账也是活动时简单通报一下”。

　　这些赞助怎么花的，没有人在意，毕竟大家做的是善事，不该质疑，但当数字开始大起来，无人监管的民间打拐是否会引发信任危机？而且，事实上，像他们这种没有正规注册的组织是没资格组织公开募捐的。

　　这是冯建林和民间打拐组织不能回避的问题。

　　对此，太原营盘派出所王村责任区刑警队的民警双正有着自己的看法，“打拐行动还是依靠拥有专业刑事技术力量的政府比较靠谱，民间打拐力量可以提供给公安部门线索，起辅助性作用。”

　　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涛建议，可以从法律上认可民间打拐组织的身份，明确他们的权利义务和责任，规定框架，在许可的范围内活动，让民间打拐行为有章可循；另一方面，给予资金扶持，让善举能够在法律框架下更有效地得到实现。